自力更生發(fā)憤圖強

一唱雄雞天下白。從沉睡中蘇醒的東方大國重新抖擻，預示著一個偉大民族的鳳凰涅槃、浴火重生，源遠流長的泱泱古國開啟了歷史新紀元，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從此站起來了。新中國、新紀元之新，不僅在于國號之新、起點之新，更在于山河之新、氣象之新。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不僅是脊梁挺起來了、腰桿硬起來了，更是精神立起來了、力量強起來了。

那是自立自強、奮發(fā)奮斗的時期，那是不畏強敵、保家衛(wèi)國的年代，那是激情燃燒、豪氣沖天的歲月，那是隱姓埋名、默默奉獻的日子，那是驚天動地、響徹寰宇的瞬間……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創(chuàng)造屬于自己的新生活，靠的是自力更生、發(fā)憤圖強的那一代。

一廢墟上獲新生

在新舊事物轉換的關鍵階段，正反力量往往處于激烈的拉鋸和膠著狀態(tài)。新事物大踏步推動歷史發(fā)展，堅決摧毀前進道路上的障礙阻撓和頑固勢力，舊事物不甘心就此退出歷史舞臺，必定作出最后的瘋狂反撲和垂死掙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已成定局后，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國際環(huán)境，黨團結帶領人民如何建立和鞏固新生人民政權，徹底打倒內外壓迫者，捍衛(wèi)來之不易的勝利果實，是中國共產黨“進京趕考”面臨的第一道重大考題。

70多年前的開國大典，花如海、人如潮，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意氣風發(fā)，朱老總笑意盈盈，周總理瀟灑自如……歷歷在目、恍然如昨。毛主席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這句帶著濃濃湘音的豪邁話語，在歷史的天空中久久回蕩、響徹云霄，道出了五萬萬中國人民當家做主人的勝利喜悅。許多人聽到時熱淚盈眶、奔走相告。只有歷盡災難、飽受列強欺凌的中國人，才有刻骨銘心的“翻身感”。如果不是經歷了那么多的屈辱和苦難，如果不了解革命先輩為了這一天的到來曾付出那么大的代價，是很難理解這種感受的。

新中國已經誕生，但新生的人民政權面對的形勢是嚴峻的，各種棘手問題從四面八方涌來，是否能站穩(wěn)腳跟，是否能管好國家，這在國內相當一部分人心中依然是個疑問，國際上的一些朋友或敵人也在注視和觀望。當時在一些資本家中流傳這樣的說法，“共產黨軍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經濟上0分”。

摧枯拉朽、勢如破竹，堅決肅清殘敵。新中國成立時，國民黨反動派在大陸仍有100多萬軍隊盤踞在華南、西南地區(qū)和一些沿海島嶼，有200多萬武裝土匪藏身山林、為非作歹，力量不可小覷。人民解放軍以雷霆萬鈞之勢，采取大迂回、大穿插、大包圍作戰(zhàn)方針，對國民黨殘余軍事力量發(fā)起最后圍殲。同時，在全國開展了大規(guī)模的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堅決掃清國民黨反動派遺留在大陸的反革命殘余勢力。到1950年10月，共消滅國民黨正規(guī)軍128萬余人、反動土匪武裝近百萬人。1951年10月，西藏獲得和平解放。至此，祖國大陸實現(xiàn)完全統(tǒng)一。

打擊破壞、恢復秩序，全力穩(wěn)定經濟。當時在戰(zhàn)爭結束的地區(qū)，國民黨政府留下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百業(yè)凋敝、物價飛漲，特別是不法分子投機活動異常猖獗，財政經濟幾近崩潰。有人狂妄叫囂，“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只要控制了兩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為了迅速穩(wěn)定經濟秩序，我們黨精心領導了一系列穩(wěn)定物價和統(tǒng)一財經的重大斗爭，控制了通貨膨脹和物價高漲的局面，破除了財政收支不平衡的狀況，在新解放區(qū)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使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復和發(fā)展。1952年，工農業(yè)總產值達到810億元，比1949年增長77.5%，比新中國成立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長20%。這個勝利讓那些懷疑者也不得不心服口服，感嘆中國共產黨在經濟治理上也是有一手的。

滌蕩污泥、開展教育，積極倡導新風。新舊社會兩重天，舊社會把人逼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我們黨領導人民實行男女權利平等，清除“黃賭毒”，取締“會道門”，徹底破除舊社會留下的陳規(guī)陋習。在全國開展馬克思主義群眾學習運動，積極倡導新道德新風尚，社會面貌煥然一新，人民政治思想文化水平明顯提高。

【知識通鑒】

兩白一黑

兩白一黑，是指大米、棉紗、煤炭等新中國成立初期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物資。

會道門

會道門，是指以宗教異端信仰為特征的民間秘密結社組織，因多以會、道、門取名而簡稱會道門。新中國成立初期，會道門中少數(shù)自行瓦解，多數(shù)繼續(xù)活動，有的受敵對勢力控制成為反對新生政權的力量。

打掃屋子、另起爐灶，主動打開局面。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抱著敵視態(tài)度，實行孤立和封鎖政策，新中國面臨的國際環(huán)境異常復雜。我們“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廢除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取消帝國主義在華一切特權。我們奉行“一邊倒”外交方針，先后與蘇聯(lián)和10個人民民主國家建交，與一批亞洲民族主義國家建立正式外交關系，逐步打開了我國外交局面。這一切進行得井井有條，徹底把舊中國的屈辱外交一掃而光，使新中國以嶄新的面貌登上世界舞臺。

“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中國人民志愿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同朝鮮人民和軍隊密切配合，首戰(zhàn)兩水洞、激戰(zhàn)云山城、會戰(zhàn)清川江、鏖戰(zhàn)長津湖、血戰(zhàn)上甘嶺……經過3年殊死搏斗，戰(zhàn)勝武裝到牙齒的強敵，打出了國威軍威，打出了中國人民的精氣神，贏得抗美援朝這場“立國之戰(zhàn)”偉大勝利，捍衛(wèi)了新中國安全，彰顯了新中國大國地位。彭德懷同志在《關于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工作的報告》中豪邁地說，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

二改造中奠基業(yè)

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就確定的方向和目標，是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必然邏輯。但在中國這樣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實現(xiàn)社會主義必須分兩步走，首先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然后才能轉入社會主義革命。至于花多長時間轉入社會主義階段，需要根據革命實踐的具體情況來確定。

新中國成立時，我們黨就堅定認為新民主主義必然要過渡到社會主義，當時的設想是經過“相當長久”的時間，估計至少要10年，多則15年或20年。但形勢的變化超乎預料，到1952年，我國社會經濟形態(tài)悄然發(fā)生一些轉折性變化，社會主義成分在國民經濟中大幅增加，進一步把向社會主義過渡明確化、具體化，時機和條件已經成熟。這一切是怎樣發(fā)生的，為什么會發(fā)生?

這是因為，我們沒收官僚資本歸國家所有，使社會主義國營經濟迅速發(fā)展和壯大。在國民黨統(tǒng)治的舊中國，官僚資本控制著整個國家經濟的命脈，掌握著能源、交通、銀行等重要領域，而民族資產階級經濟力量相對弱小，主要集中在商業(yè)、輕工業(yè)等領域，與前者相比，在占比、規(guī)模和塊頭上不可同日而語。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全部沒收的官僚資本轉為國營經濟，就使得巨大的經濟力量集中到國家手中，使這個沒收同時具有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到1952年，國營工業(yè)產值在全國工業(yè)總產值中比重已達到56%，國營批發(fā)商業(yè)的營業(yè)額占全國批發(fā)商業(yè)營業(yè)總額的60%。

這是因為，我們利用和限制私營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已經不同程度地開始了對它們的社會主義改造。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采取了保護民族工商業(yè)的基本經濟政策，包括利用其積極性因素和限制其消極性因素兩個方面。并且，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為了應對經濟領域的干擾破壞和不法行為，幫助私營工商業(yè)克服生產困難，國家采取了一系列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措施，加深了私營工商業(yè)同國營經濟的聯(lián)系，使它們在生產關系上發(fā)生了明顯變化。歷史往往就是這樣，在時代的洪流中，很多事情好像沒有主動地推進，但在大勢的作用下就達到這樣的結果，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了。

這是因為，我們提高土改后農村經濟的經營效率，促進了廣大農村農業(yè)互助合作的快速發(fā)展。農村土地改革完成后，農民分到了土地，但一家一戶的分散勞動，生產力水平較低，難以適應工業(yè)化對糧食和工業(yè)原料的需求，并且容易出現(xiàn)貧富不均的情況。根據當時的認識和經驗，人們認為只有組織起來互助合作，才能發(fā)展生產、共同富裕。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簡單協(xié)作的互助組普遍建立起來，土地入股的初級合作社開始發(fā)展，生產資料集體所有的高級合作社也有了若干典型試驗。這些農村生產關系的變化，實際上成為農業(yè)向社會主義方向發(fā)展的最初步驟。

【知識通鑒】

互助組、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

互助組，是指20世紀50年代初期，我國農民為了解決農業(yè)生產中各自的勞動力、畜力、農具不足的困難，在自愿互利基礎上建立的勞動互助組織。初級合作社，是指在互助組的基礎上，以個體農民自愿組織起來的半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經濟組織。高級合作社，是指以主要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

這是因為，我們面臨著嚴峻復雜的國際環(huán)境，促使我國盡快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軍事上進行侵略威脅，政治上敵視圍堵，經濟上嚴密封鎖，新中國在國際上舉步維艱。在恢復經濟和“一五”計劃建設中，只有蘇聯(lián)大力支持我國，給予資金、人才、技術等方面的援助。加之資本主義國家暴露出諸多問題，發(fā)展很不景氣，而社會主義國家充滿向上發(fā)展的活力，顯示出更大的優(yōu)越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選擇向蘇聯(lián)“老大哥”學習，盡快建立和建設社會主義。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我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歷史必然性，從3個方面作了深入闡釋：一、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yè)化，是國家獨立和富強的當然要求和必要條件;二、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轉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三、土改后我國農業(yè)發(fā)展狀況要求個體農業(yè)向合作化方向發(fā)展。

歷史合力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內匯聚，共同推動新中國朝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我們黨順應歷史趨勢、把握歷史主動，明確提出過渡時期“一化三改”“一體兩翼”的總路線，制定實施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按計劃、有步驟對農業(yè)、手工業(yè)和資本主義工商業(y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改造已基本完成，“一五”計劃原定的主要指標大都提前完成了。同時，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不斷鞏固，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會制度等一系列上層建筑也相應建立起來，初步構建起了社會主義制度大廈的“四梁八柱”，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階段。

【知識通鑒】

第一個五年計劃

我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簡稱“一五”計劃，1953年開始執(zhí)行，1957年完成，基本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工業(yè)化的初步基礎。在此期間，我國先后開工建設了1萬多個工業(yè)項目，實施了一系列重點項目，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初步建立起工業(yè)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一化三改、一體兩翼

一化三改是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簡稱。“一化”是指逐步實現(xiàn)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yè)化，“三改”是指逐步實現(xiàn)國家對農業(yè)、手工業(yè)、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一體兩翼是對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形象比喻，“一體”就是“一化”，“兩翼”就是“三改”。

盡管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但這無疑是一個偉大的勝利，黨領導人民消滅了一切剝削制度，實現(xiàn)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我國一切進步和發(fā)展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礎。社會主義中國以嶄新的面貌，站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

三平地上起高樓

第一輛國產汽車下線、第一座長江大橋通車、第一個大型油田投產、第一臺國產電視機誕生、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制造能力從弱到強、產業(yè)體系從無到有、工業(yè)布局從偏到全、交通運輸從點到面，其他事業(yè)也實現(xiàn)了零的突破，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取得了重大成就。石油工人“寧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國防科技工作者“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農民群眾“多壯志，誓把河山重安排”……各行各業(yè)的人們豪情萬丈、干勁十足，用生命和鮮血定格了一個個奮斗拼搏的畫面，構筑起了建設新國家新社會的精神標識。1956年到1966年這十年，是我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奠基立業(yè)的十年，很多成就對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不僅影響一時，而且影響深遠，甚至直到今天仍起到基礎性作用。

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東方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充分的基礎條件，沒有現(xiàn)成的經驗可循，是一件極其艱難的事業(yè)。十年成就是在一片廢墟上完成的，即便是在前人帶路、目標引領、順風順水的情況下取得的，也實屬不易。何況，這是黨帶領人民在異常復雜的內外環(huán)境中，獨立自主探索、邊干邊試、不斷糾偏的情況下取得的，更難能可貴。許多事后看起來十分明白的事情，當時卻未必看得清楚。在探索前進的過程中，經常是正確和錯誤相互交織，在復雜的曲線中推動了歷史不斷向前發(fā)展。

為了避免重蹈蘇聯(lián)模式的覆轍，我們黨提出了以蘇為鑒、獨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方針。毛澤東同志就如何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作了深入思考，強調應當從我國國情出發(f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創(chuàng)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論十大關系》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標志著我們黨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有了自己新的重要認識。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之前經濟建設主要學外國經驗，現(xiàn)在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

為了消除政治生活中的不良傾向，克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我們黨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然而隨著整風運動的深入，極少數(shù)人乘機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污蔑黨的領導地位為“黨天下”，要求“輪流坐莊”。這種異常現(xiàn)象引起黨的警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進攻。應該說，及時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進行反擊，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錯誤估計形勢，導致反右被嚴重擴大化。這是黨的歷史上的一大教訓。

為了盡快改變國家貧窮落后的面貌，黨領導人民力圖把建設搞得快一點，以爭取更多的主動。但在經濟建設中出現(xiàn)了急躁冒進傾向，不切實際地開展“三年趕英、十年超美”“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大躍進”運動，近乎狂熱地掀起“一大二公”“共產風”的人民公社化運動高潮。雖然主觀愿望是好的，但違背客觀規(guī)律和事實，結果事與愿違、適得其反。我們黨很快發(fā)現(xiàn)了這種錯誤傾向，作出了糾“左”的努力，使形勢初步有所好轉。但糾“左”進程被隨后出現(xiàn)的“反右傾”斗爭中斷，加之嚴重自然災害和蘇聯(lián)援助的中止，我國經濟發(fā)展雪上加霜、困難重重。為了擺脫困境，我們黨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并且提出了“四個現(xiàn)代化”的戰(zhàn)略目標，把全體人民的力量團結和凝聚到共同奮斗目標上來。

歷史是必然和偶然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最終一定是必然的。梳理十年建設的發(fā)展脈絡，看似紛繁復雜、盤根錯節(jié)，實則起主要作用的是兩條線索，一條是黨領導人民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形成的正確理論和寶貴經驗，另一條是實踐中出現(xiàn)的錯誤傾向和深刻教訓。從十年的情況看，正確是主要方面，成就是歷史主流，錯誤是次要方面，挫折是歷史支流，歷史的發(fā)展總體上是按照前一條線索演進的。從之后的歷史進程看，雖然一段時間內后一條線索暫時占據了主導，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fā)生，但歷史大勢終究戰(zhàn)勝錯誤傾向，前一條線索在遭受重大挫折后爆發(fā)出更強大的勢能，為新時期中國社會主義開創(chuàng)嶄新道路提供歷史動力。

四曲折中有發(fā)展

“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對中國人民來說是一段無法抹去的痛苦記憶，對中國共產黨來說也是一段值得深刻反思的冷峻歷史。只有深刻認識它的嚴重錯誤和造成的危害，才能真切體悟它結束時人們的喜悅心情。當1976年10月禍亂已久的“四人幫”被打倒，人民群眾歡欣鼓舞、興高采烈，各地紛紛舉行盛大集會和游行，控訴反革命集團的滔天罪行，熱烈慶賀結束“文化大革命”這一偉大歷史性勝利。

這場劫難的發(fā)生不是某個人或某幾個人的心血來潮，而是有著復雜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從國際上看，新中國一直處于嚴峻的國際環(huán)境之中，帝國主義長期敵視和封鎖我們，試圖從內部打開缺口達到“和平演變”的目的，加之蘇聯(lián)在中蘇關系破裂后屢屢給中國施加壓力，人民政權被外部勢力顛覆的危險始終存在。從國內看，我們黨是經過長期殘酷戰(zhàn)爭后迅速進入社會主義的，缺乏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容易把戰(zhàn)爭時期積累下來的階級斗爭經驗運用于和平建設時期，通過大規(guī)模群眾運動的方法來解決面臨的問題。在內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黨和國家事業(yè)朝著“左”的方向越走越遠，最終釀成了這場大禍。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fā)動，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在這期間，黨的組織和國家政權受到極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眾遭受殘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踐踏，全國陷入嚴重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使黨、國家、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教訓極其慘痛。

但也要看到，作為政治運動的“文化大革命”與“文化大革命”歷史時期是有區(qū)別的。這一時期，黨和人民同“左”的錯誤的斗爭一直沒有停止過，使內亂的破壞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社會主義建設在一些領域仍然取得重要進展。特別是三線建設成果引人注目，一批交通運輸線、輸油管線設施相繼建成，國防科技、民用科技業(yè)績顯著，對我國經濟發(fā)展和技術進步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20世紀70年代上半期，我國外交工作打開新的局面，恢復在聯(lián)合國合法席位，迎來了新中國成立后第二次建交高潮。到1976年年底，與中國建交的國家猛增到113個，比1969年年底增加了一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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