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法學家江平在接受專訪時曾說，中國改革開放30年成功的經驗就是市場+法治，兩者缺一不可。
今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如何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有限政府”怎樣建設，自由而有序的市場需要怎樣的法制環(huán)境？12月3日，記者帶著這些問題再度采訪江平。
國企和民企應在同一起跑線競爭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設統(tǒng)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guī)則。在江平看來，目前市場上的不平等現(xiàn)象依然存在，并且不同起跑線之間的差距還非常大。以國有企業(yè)與民營企業(yè)之間的不平等競爭為例，要消除這種不平等，必須破除壟斷，形成自由競爭。
記者：經過幾年的發(fā)展，您對“市場＋法治”這個理念有什么新想法？
江平：我覺得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里體現(xiàn)了市場、法制結合的趨勢，比如說強調了重大改革不能沒有法律作為依據，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指導思想；再比如，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方面，強調必須依法來處理。對于政府的職能，也很明確地提出，只管宏觀調控，不管微觀。
在市場平等競爭方面，強調國有企業(yè)和民營企業(yè)的平等競爭；強調城鄉(xiāng)一體化，國有土地和集體土地同地同權、同權同價；也提到內資和外資也要平等。這三個平等，表明我們在經濟領域，強調了要真正在同一起跑線來競爭。如果沒有這種平等競爭，那市場規(guī)則就是空的。
記者：您談到市場規(guī)律主要體現(xiàn)在平等競爭，要在同一起跑線上�，F(xiàn)在看來， 不同起跑線的現(xiàn)象還是存在，您覺得它們的差距有多大？這種差距怎樣才能消失？
江平：這個差距當然是很大的了，比如說國有企業(yè)跟民營企業(yè)總是強調同等對待、同等進入，但是實際上相差很大。以土地為例，民營企業(yè)得按土地出讓的辦法，國有企業(yè)土地是劃撥，這就差太多了，是很不平等的競爭。
這種差距要消失，不可能是一下子，只能是逐漸消失。國有企業(yè)土地無償劃撥也是歷史形成的，好幾十年了。而且，過去一些國有企業(yè)所占有的土地量是相當大的，有時候半個城。這種情況如果一下子改變，按照國有土地出讓的辦法來執(zhí)行，國有企業(yè)絕對垮臺了。
這種不平等情況逐漸改變是可能的。國有企業(yè)要上繳紅利，既可以是以利潤的形式，也可以是作為資源使用費的補償，礦產資源、石油資源、土地資源，這些都應該交費。
記者：有人說，過去十年，國企日子比較好過，國企改革幾乎是停滯的，現(xiàn)在因為經濟有下行風險，國企改革重又被提上議事日程。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提出國有企業(yè)分類改革的思路。 您覺得國企改革的突破口在哪兒？
江平：國有企業(yè)的突破口，應當把壟斷性經營，或者現(xiàn)在叫特許權經營逐漸放開，國家壟斷性經營的應該只限于某些和國計民生有密切關系的領域。而涉及到資源配置方面，應當是平等的，為什么石油開發(fā)就只能是國有企業(yè)去開發(fā)，民營企業(yè)就不能取得石油這個重要的資源呢？這本身是不合理的。
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似乎我們還是更相信國有企業(yè)，認為國有企業(yè)信用度比較高，產品質量比較好，這是觀念意識上的差距。若干年以后，民營企業(yè)也有了自己的基礎，品牌價值、信用度越來越高，就會形成真正的競爭局面。
競爭局面是一個國家進步不可缺少的要素，如果什么東西都被壟斷了，就沒有進步可言，只有充分發(fā)揮市場競爭的作用，才能有更好的東西代替落后的東西。
政府管經濟，應由立法規(guī)范
江平認為，中國的法治問題最根本還是公權力和私權力的邊界劃分。這其中就包括公權力如何合法行使并受到制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在江平看來，應有一部系統(tǒng)性的法律來明確規(guī)定政府管理經濟的各種行為，減少政府過多干預，建設“有限政府”。
記者：您談到政府職能應該有明確規(guī)定，不能像過去那樣大包大攬，要做“有限政府”，那么，“有限政府”應該從哪些方面打造？怎樣讓政府把手里既有的權力放掉呢？
江平：其實“有限政府”就是一句話：該你管的你就管，不該你管的就不管。 這句話實際上是一個很重要的法制原則，各盡其職，在你管的權限范圍內管好，不該管的你管了就是違法。政府應該管的部分，從三中全會決定來看，主要是兩部分：一是宏觀可調控，微觀交給市場；二是管好市場秩序，包括維護公平競爭環(huán)境、監(jiān)管產品質量等等。
記者：政府少管了之后，需要什么樣的法制環(huán)境，才能保證市場不僅自由、平等，同時還規(guī)范、有序？
江平：這就是我常說的，市場法制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是市場自由的法制，一個是市場秩序的法制。市場自由的法制當然要由市場主體自己來決定，過去我們在市場自由方面是欠缺的，原因是我們從計劃經濟轉過來，市場還不發(fā)達，自由度還比較小。
但是，我覺得市場秩序也是很重要的方面，這一點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如果政府不管好市場的秩序，就是失職。從現(xiàn)在來看，中國市場秩序的狀況是很不好的。我曾經看到一份材料，中國的市場秩序在全世界排名100多位。
中國經濟發(fā)展很快，但是市場秩序還是很混亂的。這只能靠政府來解決，不能靠市場自己解決，因為市場競爭的主體更多是考慮在自由的情況下如何進行競爭，往往在秩序方面要靠強制性的規(guī)范、國家的法制手段來制約。
記者：十八屆三中全會還提出要依法行政，把權力關進籠子里。您認為用哪些材料打造這個“籠子”呢？
江平：這個籠子應該就是法制的籠子，法律所規(guī)定的籠子。在這個意義上，政府怎么樣來管經濟，應當說還是有一個法律比較好。
我是覺得，政府調控包括哪些方面、哪些手段，政府決策的程序都應該有一個法律明確的規(guī)定，這樣人們一眼就可以看出來，哪些是政府應該管的，怎么去管。但是，有人擔心這樣一來是不是讓政府太縮手縮腳了。我覺得中國走市場經濟之路有30多年了，我們也積累了一些經驗。對于政府哪些該管，怎么管，都有經驗，是可以有這樣一個法律的。
記者：現(xiàn)在，在政府管理經濟方面，有哪些法律規(guī)定，您覺得還應該如何改進？
江平：現(xiàn)在都分散在不同的法律里，比如說《土地管理法》，就是對土地管理有了行政控制范圍。但是總的來說，過去，政府管得太寬。比如說土地，你只要管好土地用途就好了，征用耕地是一定要政府批準的，很多國家耕地都不能隨便改變其用途。集體土地，當然是由所有權人自己來決定，政府還管那么多干嗎。 減少政府過多干預的范圍，就是具體實現(xiàn)“有限政府”的有效措施。
記者：所以您覺得應該有一個比較系統(tǒng)、比較集中的法律，來限制政府管理經濟的行為，是這樣嗎？
江平：我覺得還是應該有一個。土地有《土地管理法》管，礦產資源有《礦產資源法》管，工商有《行政許可法》管等等，各個領域都有，但是總的統(tǒng)帥性的，表明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怎么解決好，應該有一個法律的規(guī)定。
土地制度改革力度很大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城鄉(xiāng)統(tǒng)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在符合規(guī)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土地制度改革再次迎來歷史性節(jié)點。江平認為，這次土地制度改革的力度確實很大，但是還待具體的細則出臺。
記者：您認為在這新一輪土地改革中，哪些工作是比較重要的？
江平：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主要還是針對農村集體土地，放寬了集體土地在市場中的流通。過去對于集體土地上的建設用地規(guī)定得很嚴格，只能用于集體企業(yè)、道路修建等。
這次強調農村建設用地應該和國有土地上的建設用地完全一樣，是平等的。這是一個很大的開放，如果這樣做，今后很可能集體土地上的建設用地只要交足了土地補償的費用，也可以蓋商品房。當然，政策放開以前就在集體土地上蓋商品房的，還是違法的，還是要取締。
宅基地能否轉讓，是很復雜的問題。寄希望于城鎮(zhèn)化來解決宅基地問題，也就是農民以自己的房子和地來換城鎮(zhèn)中的房子。如果是完全基于農民自愿，還是可以的，但是有些農民不見得是自愿，這部分出讓并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辦法來解決它。
至于耕地，總的來說是不能改變其用途，但是能不能轉讓呢？ 現(xiàn)在需要有一個很明確的辦法來加速它流通。如果一戶只有幾畝地、十幾畝地，中國農村不能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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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admin）
文章來源：華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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